眼前这张重量不超过100g的户口纸，是刘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牺牲我和父母两代人，将来我的孩子终于可以不用担心户口，和首都的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了”。26岁的刘洁来自一个南方小镇，今年刚刚在北京一家名牌大学硕士毕业。
经过激烈的应聘竞争，刘洁最终去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拿着此后一年内的月收入都将固定在“2003元”的数字，在首都“留”了下来。
“现在为把户口固定在北京而四处奔走，以后你们的孩子得为把户口四处迁移而奔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微微一笑，悬念十足。
对于尚未有北京户口的人而言，一个令人些许欣慰的消息是，12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透露，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采集已纳入到2010年的立法调研计划，并争取2010年开始实施，逐步取消现行的暂住证制度。
“单纯地换发证件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附加什么样的服务功能，这还在进行调研。”苗林说。
户籍改革不能站在个人立场思考
“大家都说，上海和北京的户口最难弄，尤其是北京，20万元也买不来”。尽管刘洁的母亲心疼女儿为了一个户口，目前的生活有点艰苦，但她觉得很值得。“上海在今年初就出台居住证有可能转‘户口’的‘利好’消息了，北京还没有啊”。
在2009年的12月2日，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表示，北京市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
“暂住证要改为居住证是已经确定了的。按照我们的工作日程，明年就要进入政府立法的计划。”苗林说。政府方面能透露的，暂时到此为止。
“户籍改革只是冒出来的最容易被看见的小小‘尖顶’，藏在下面的才是关键。”王太元教授说。他引用1988年的调研结果说，当时附加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有48项之多。
附加在户籍上的这48项利益，是“本职任务只是登记、统计、管理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户籍管理“无法承受之重”。
这几天，王太元的电话不停地响：“王教授，北京市有望出台居住证了，对此你怎么看？”王太元总是很有耐心地回问道：“你们想讨论什么呢？”
媒体们往往容易表错情。
在他看来，真正要探讨的不应是户籍制度本身改不改革的问题，，而应当是长期以来错用、用错户籍制度来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各个领域的诸多管理制度应当如何改革的问题。
而公众对此的热烈反应，也让王太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担心。
自2003年公安部推出30条便民利民措施中，有7项赋予公民更多的迁徙自由以来，直至现在，但凡各地政府每一次户籍制度的推进或改革，都会遭遇众多人的关心，这让王太元有点焦虑。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户籍改革涉及到太多既广泛而持久的利益，太受关注也许会让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因为，牵涉其中的每一方、每个人，往往会不自觉地、从各自的立场甚至法外的私利出发来考虑具有如此广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结果往往各说各话，分歧越来越大。“户籍改革是一个社会问题，绝不能只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思考”。王太元说。
拥有户口并非一劳永逸
“现在的年轻人享尽了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想规避改革中不可避免带来的种种弊端，于是转头又回去寻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口捆绑’”。王太元说，“一方面痛恨户口“利益捆绑”的不公，一方面又尽可能要去争取“户口”份额，总想着从“源头”上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这思路不对”。
以住房为例，“即使现在有了北京户口，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真的就那么容易承担吗？”在王太元看来，在城市化到逆城市化期间，北京房价5年内涨到5万元/平方米，“没有问题”。
“随便算一算，假设100万元的房子，30万元首付，可以通过父母朋友支持，此后还贷期以10年计，每月6000元以上的房贷，这个压力大不大？”。在王太元看来，超过20年还贷期的贷款，不应当说是“寅吃卯粮”，简直就是“生吃死粮”。
“政府需要和正在做的是修建、提供小面积的廉价公租房”。王太元说，“不过这个进度也许很难赶上公众的期待。但假设政府有100亿元的投入，其中一大半都先用到廉租房的生活投入，不留钱搞生产了，那结果是大家都惨死了”。
“首批廉租房也轮不上你们。这个问题得一代一代地解决，在你们前面排队的人多了去”。
所以在王太元看来，即便在现阶段，拥有了北京户口，也绝不可能一劳永逸、从此“居有其所”。
“北京有自己的难处，它要为中央政府服务，需要很多财政支持。如果进城人口太多，仅是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关键是把蛋糕做大，让城里有更大的接待能力。有容纳能力，才能有更多的人进城，否则进城只能做乞丐”。王太元认为，关键并不在是否拥有“户口”。
“北京是13亿人的首都，富人聚集地，房价怎么就不可以高了，如果说过高，你们的‘蜗居’思想是不是在其中也添了好几把火呢？”。
应逐渐淡化对户口的利益捆绑功能
王太元有一个得意的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屋子的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一些人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这样问题永远也没法解决”。王太元摇了摇头。
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处多在于此。
事实上，这次调研，不是北京市政府关于户籍制度的第一次调研。早在2006年10月10日，市府相关负责人即表示正在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而由居住证取而代之的相关事宜。但方案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并未公之于众。
但另一个方面，关于户籍背后的行政限制取消的尝试从20年前就没有停下脚步。比如以前北京牌照只有“京户”才能上的规定，现在已悄然消失。
“政府部门可以分为两大类，赚钱的部门和用钱的部门。我认为取消户口迁移限制最不情愿的是需要付出钱的部门。具体而言，就业、住房、教育、福利都是。因为安排一个人就业，需要相应的成本，同样的让一个人上学，绝对不仅仅是学费的问题，还有相当多的投入”。在王太元看来，这是一个大的工程。要动十几个部门，中央就得重新算账。仅仅户口本一项，如果一声令下要换，若干个亿就没了。“十亿人口的事情，动辄一大笔钱啊”。
在现有阶段，如果北京市政府招聘100个职位，有80个给了北京户口的市民。在王太元看来，并无不妥：“市政府不为本市市民服务，是不对的”，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失业率如果达到10%，就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
在王太元看来，人口可分为三类：消费型人口，耗费资源；劳动型人力，创造财富；人才创新，统领人力。所以各地政府一般的引入政策是“引进人才、排斥人口”。“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道理，人才正是在人口和人力中成长出来并要反哺人口、人力的啊”。
“其实，在整个世界人口城市化历史中，人口的涌入都会刺激消费、促成市场的扩展，从而给当地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全部的问题，无非是政府预先搞些基础建设，然后获益，有个投入产出时间差问题，但中长期算账，城市管理方肯定是划算的，否则，世界就没有大城市存在了”。王太元认为。
而具体到基础建设投入上，则是政府和个人的博弈。
“政府的功能是‘保稳定、求公平”。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考虑‘帕累托最优’，不减旧益，增加新利。”王太元说，“比如中央能不能财政调控，给需要用钱的部门，比如给教育部门增加投入，避免占用北京市民已有的教育资源而让外地农民工的子女也可以在北京上学呢”？政府要实际操作，就必须要考虑轻重缓急，要逐步实现。王太元还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最先要取消农业税？政府要‘消峰填谷’，如果一开始就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来投入，损失最大的，是你们所深切关怀的农民”。
“最后回到户籍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对户口的利益捆绑功能逐渐淡化，直至最终摒除”。在王太元看来，2003年，我国的“迁徙自由”事实上已经实现。
一些人经常把‘迁徙自由’误会成‘自由迁徙’，迁徙自由是国家要形成让公民可以依法公平选择的环境，而自由迁徙绝对不能是政府在给你分配或者照顾，而是需要个人的奋斗来实现。
李方平律师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曾在2008年给北京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其中的市民居住思路与王太元的设想大体一致。
“比如你呆了六个月以上，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可以生存下来，政府就可以让你在登记暂住之后切实保障平等就业、公平接受教育等等最急需权益；你住了三年以上的，觉得自己愿意长期在这安家了，这时政府可以以工作居住证之类形式赋予你低保、意外保险、子女教育权等更多权利。再往下推，各种权利逐步实现。这样一个户口指标不占，却按照人的生活规律，及时解决了至少两代人的各种权益问题”。王太元强调，“这些权益并不是直接附在各种证件上，而全部依据你个人的合法生存考验期限，体现在不同证件上而已”。
与此同时，廉租房建设、一人一卡号的医保等社会保障网络也正随着经济发展、联网覆盖、相关技术的发展在同步实现中。
整体谋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再造和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王太元认为“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是关键，这一过程中，需要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个人、穷人与富人们之间多多换位思考，相互容让，而绝非相互争夺。
所以将来，刘洁们的孩子在哪里发展，就应当、也能够把户口迁在哪里，因为权益都均等了。对于这一天，五六年前期盼过“迁徙自由，五年可成”的王太元，同样甚至更加信心满满，“即使是你们所说的最广义的户籍改革，也肯定是十年必成！”
